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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护国爱国传统——纪华传

时间:2014-8-6 23:28:12 点击:

内容提要:佛教具有源远流长的护国爱国传统。从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和佛教的教义可以看出,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释迦牟尼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报国王恩、报众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佛教传入中国后,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涵,适应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历代高僧在传播佛教过程中,充分认识到了佛教的积极作用,努力发挥佛教在净化社会人心、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徒灵活运用大乘佛教忘我利他和报恩救苦的思想,涌现出大量抵御外侮、除暴安良的爱国主义事迹,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关键词:释迦牟尼  中国佛教  劝善教化  护国事迹

佛教具有源远流长的护国爱国传统。从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和佛教的教义可以看出,佛教是爱好和平的宗教,在传播的过程中,是靠文化交流的和平形式而进行的,未曾因为信仰的原因而发动战争。佛教在公元前三世纪开始传播至国外,大约公元前二世纪时,佛教沿着通贯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传到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然后通过玉门关、河西走廊传到内地,逐渐传播到中国各地。从佛教作为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到佛教被消化吸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印度佛教在13世纪初,随着伊斯兰教的传播,对佛教造成很大的冲击,佛教在印度逐渐灭亡。中国作为北传佛教的中心传播至周边国家,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做出了重要贡献。爱国爱教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佛教传入中国的二千年历史中,在净化社会人心、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中国佛教徒灵活运用大乘佛教忘我利他和报恩救苦的思想,涌现出大量抵御外侮、除暴安良的爱国主义事迹,为国家社会作出了一定贡献。

一、释迦牟尼的爱国事迹及其护国思想

释迦牟尼出生的迦毗罗卫城是印度一个弱小的国家,时常面临着大国的威胁。释迦牟尼虽然出家修行,但时刻不忘祖国,当自己的国家迦毗罗卫城遭受邻国憍萨弥罗国的入侵时,多次用自己的行动来拯救他的国家。释迦牟尼前三年,憍萨弥罗国波斯匿王之子毗琉璃王即位后,率领大军欲攻伐迦毗罗卫城。释迦牟尼听到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国家的安危,他便来到琉璃王军队必经的道路上,在一棵没有枝叶遮蔽的枯树下静坐。毗琉璃王见到释迦牟尼后,便下车对他说:“佛陀,那边有枝叶繁茂的大树,您为何不坐到那里乘凉,却在这枯树下静坐?”释迦牟尼回答道:“亲族之荫,故胜外人。”意思是说,自己的国家都快要被灭亡了,还有什么荫凉能比得上祖国和亲祖的荫凉呢。凶暴的毗琉璃王听到此话也深受感动,立即停止了进攻,暂时延缓了迦毗罗卫城和释迦族的灭亡。此后,毗琉璃王又向迦毗罗卫城发动了两次战争,都被释迦牟尼所制止。虽然在强大憍萨弥罗国的进攻下,迦毗罗卫国最终被灭,但释迦牟尼不忍祖国和亲祖的不幸,他的护国之举令人感动。还有一次,拘利族与释迦族人在争夺水源,准备为水一战,佛陀阻止他们说:“以血换水,请问水贵还是血贵?”两族人听后终于省悟,放下干戈,使自己的父母之邦避免了一场战争之苦。从释迦牟尼的护国的行动可以看出,他虽然出家,但依然热爱着自己的故乡,并努力用实际行动拯救自己的祖国,他的护国之情为后来的佛教徒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释迦牟尼的爱国主义思想,主要反映在报国王恩、报众生恩的慈悲利他精神中。佛教的报国王恩,是说国王福德最胜,国界中的一切山河大地都由他统领,如果国王政治清明,则能使人民安居乐业。相反,如果国王统治昏庸,人民则会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人民要安居乐业,必需要有国家,若无国家,不但无法抵御外患,国内人民的生命也没有保障。所以报国王恩,说明佛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是要尊重贤明的君王对国家的治理,勤修善行,以佛法辅助国家的教化。所谓报众生恩,就是因为世间因缘无尽,一切众生犹如自己的父母一样,应当时刻常思报答。《华严经》说:“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这说明佛教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在《增一阿含经?力品》中释迦牟尼曾说:“为家忘一人,为村忘一家,为国忘一村,为身忘世间”。就是说为了国家的安宁,为了世界的和平,要不惜放弃个人和小集体的利益。在《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中,释迦牟尼对弟子说:“将一滴水放到大海中去,那么这一滴水就永远不会干。”就是要行菩萨的大悲愿力,积极利益世间众生。总之,从佛教的报国王恩和报众生恩此可以看出,个人的修行解脱离不开众生的成就和国家的护持,所以佛教的爱教是以爱国为前提的。

释迦牟尼的时代,当时印度大国之间战争频繁,释迦牟尼在反对此类战争,大力宣扬慈悲济世的和平教义。在《中阿含?雨势经》等经典里,提出富国的方法。在《中阿含?七法品城喻经》中讲述一个国家要具足“边城七事”和“四食丰饶”,才能不被外敌所破。“边城七事”就是要在边境地区修造坚固的防御瞭望楼,开凿深广的护城池,修建开阔平坦的道路,训练象军、马军、车军、步军四种兵力,预备弓、箭、鉾、戟等各种兵刃,有勇敢智谋的守卫大将、修筑高峻牢固的城墙等七项保卫国家的措施。“四食丰饶”就是要边城多储备水、草、樵木,稻谷、畜麦,秥豆和大小豆,以及酥油、蜜、甘蔗、糖、鱼、盐、脯肉等生活食品。释迦牟尼的这些主张,在二千五百年前的古印度,对于国家的自我防御观念已相当完备。可以看出,这些防御措施的提出,完全是出于对自己祖国的真切热爱。

根据史料记载,释迦牟尼经常游化五印各国,积极倡导和平,教化当时各国国王,努力熄灭战争。在《仁王护国般若经》中,释迦牟尼专门为波斯匿王等十六国王宣讲救护和保卫国家的道理,指明护国应采取的措施。释迦牟尼认为,仁慈之心是护国的根本,有了仁慈之心,人人安居守道,国家就会和平富强,天下才能太平。《中阿含经》说“以欲为本故,母共子诤,子共母诤,父子兄弟亲族展转共诤。……以欲为本故,王王共诤,民民共诤,国国共诤。彼因共相诤故,以种种器杖转向加害:或以手叉,或以石掷,或以杖打刀斫”。欲望是造成家庭、社会、国际间争斗的重要原因,所以释迦牟尼认为,只要人类的欲望得不到扼制,内心得不到净化,世界就没有真正的和平。当时的波斯匿王、阿阇世王、频婆娑罗王、优填王等,无形中受到释迦牟尼人格与道德所感化,在政治上出现和平安宁的景象。据《长阿含?游行经》记载,摩竭陀国阿阇世王准备讨伐邻国跋祗族,派遣雨势大臣拜访佛陀,佛陀借此机缘说服并阻止了这场战争。在《杂阿含经》卷四十六中也记载,一次摩竭陀国阿阇世王与憍萨弥罗国波斯匿王发生了战争,结果波斯匿王军队大败。释迦牟尼因此而说法,指出:“战胜增怨敌,战败卧不安,胜败两俱舍,卧觉寂静乐。”这是释迦牟尼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重要思想。在佛教经典中,有很多内容是对和平思想的阐述和对国王的教导。后来的马鸣、龙树等人以书信的形式,留下了若干篇论述政治的文章。这些内容都是教导国王要怜恤人民,使人民生活安乐,决不能与他国发生战争。

佛教从不以武力征服,而是靠道德来感化对方。如果万不得已发生了残暴的事情或者战争,首先应该不主动开战,想出击退对方的方法。如果处于非战不可的状态,在大乘佛教中也是以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在《佛说大方广善巧方便经》中曾记载这样一个故事,说五百商人将证阿罗汉,而有一恶人想杀这五百商人,于是其中一个商人出于慈悲心,将恶人杀死。这一商人虽然杀了人,但在大乘佛教看来却有功德。因为他不但救了五百商人,而且不让恶人犯极大的恶罪,如果恶人杀了五百商人,那么他将堕入无间地狱。所以《菩萨戒本》上说:“我宁杀彼,堕捺落迦,终不令其无间业成。”所以杀敌实是救敌,因为敌人无间业没有造成,把他杀掉,他决不会堕捺落迦。而在杀者方面,虽犯杀戒,却又是为护国爱民的菩萨心所驱使,不但不成罪业,反而植了功德。所以《菩萨戒本》又说:“于菩萨无所违犯,生多功德。”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爱国之心,可算无所不至。佛教的这一说法无疑具有灵活性,推而广之,当国家遭受外敌的入侵时,为佛教信徒起来保家卫国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比如《华严经》善财童子的五十三参中,就有从事于烽火战争及严刑峻法的菩萨;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三应化身中,也说观世音菩萨现有大将军身。说明出于菩萨利益众生的悲愿,以勇猛的精神,努力制止邪恶的战争,这在大乘佛教中也是许可的。

佛教的爱国主义思想对后世佛教徒的影响是巨大的,阿育王是实现佛教和平理想的一个典型。阿育王是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摩揭陀国孔雀王朝第三世王,承袭自祖父以来的强大帝国,并扩张其势力,曾以武力统一印度各国。当他征服了东印度迦林迦国时,死伤者不计其数。阿育王由此产生了忏悔之情,归依了佛教,立下把作为和平宗教的佛教弘扬世界的志愿。此后,阿育王停止了一切战争,国土和平,人民也生活安乐,并且帮助疾病、贫穷的人建立了福利设施。阿育王还积极地将佛教从印度传播到国外,为弘扬佛法,向希腊人居住的王国派遣使者,以期传播自己的理想。而且,阿育王时代,佛教始于斯里兰卡、缅甸和中亚一带。使佛教逐渐成为世界性的宗教,为世界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中国佛教在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积极作用

佛教传入中国,在与固有的儒、道思想相互吸收融合过程中,逐渐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思想史发展看,佛教虽然在哲学思想上曾对儒家、道教提出过批评,儒家、道教在政治生活和伦理道德方面对佛教也进行过攻击,但总体上是三者互相借鉴和学习的过程。佛教积极吸纳了儒家和道教的东西,使自己适应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并且以其独特的伦理道德观念、哲学思想体系,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在中国佛教史上,许多僧人常常把佛教的修行与王道教化、修身治国联系起来。东晋时期的道安法师,在面对连年战争的时候告诫弟子:“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他充分认识到佛教的存在与当政者的支持分不开的,指出佛教与国家是休戚与共的密切关系。他的弟子慧远更提出佛法有“助王化于治道”的作用,一方面明确表示占人数众多的在家信徒,必须遵守王法和世间的礼法,另一方面出家僧尼虽然可以不礼拜王者,但是他们却可以通过对民众从事教化,起到社会安定的积极作用。

南北朝宋代的何尚之撰《答宋文帝赞扬佛教事》,回答宋文帝关于因果报应的问题,以佛家的五戒比附儒家的“五常”,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这是修持五戒、实行十善对于敦厚民风的积极作用。又认为:“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家则万刑息于国,四百之狱何足难错,雅颂之兴,理宜倍速。即陛下所谓坐至太平者也。”这是说止恶对维护社会安定的功效。(《弘明集》卷十一)任道林在北周武帝欲实施废佛之际,上奏武帝,论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方面的作用:“若家家行此,则民无不治;国国修之,则兵戈无用。”(《广弘明集》卷十)总之,何尚之、任道林等人的说法,对于佛教通过宣传五戒、十善,在维护封建社会秩序方面所起到的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

隋唐时期,佛教的影响已经遍及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与此同时开始形成了儒、道、佛并重兼容的文化格局。唐代道宣《广弘明集》收载大量佛教僧人和居士撰写的调和儒佛,阐发了佛教可以辅助国家进行道德教化,以利于社会秩序保持安定。唐代李节《送沙门疏言序》中说:“释氏之教,以清净恬虚为禅定,以忍谦退让为忍辱……世降俗偷,不以释氏以化其心,则勇者将奋而思斗,智者将静而思谋,阡陌之人,将纷然群起矣。”就是说佛教清净无为的禅修,忍辱谦让的说教,有助于社会人心向善。如果离开了佛教的教化作用,胆子大的人将起而作乱,聪明的人就会玩弄阴谋,社会就会动荡不安。这一说法虽然对佛教的作用有所夸大,但确实也看到了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所起的作用。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早年喜好道教,后归依佛教,虔诚奉佛,以“香山居士”自许。尤服膺慧能一系的南宗禅,多与禅者相往来。他曾论及佛教的功能为,说儒释二学“臻其极则同归”,佛教心学“诱掖人心,辅助王化”。(《策林?议释教僧尼》)白居易的对佛教社会功能的这一概括,颇具有代表性,反映了佛教在安定民心、辅助王化方面的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宋明时期,儒家也大量吸纳佛教的哲学及心性论思想,形成宋明理学,使中国哲学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此文化背景下,佛教也积极迎合理学思想,发挥佛教的心性理论。与此同时,佛教在适应中国社会需要的同时,也同中国的文化、民俗紧密结合,深深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参与社会生活,劝善教化,维护社会安定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要想治国、平天下,也不能不慎重对待佛教。宋真宗在其《崇释论》中说:“奉乃十力,辅兹五常,上法之以爱民,下遵之而迁善。……释氏戒律之书与周孔孟荀,迹异而道同,大指劝人之善,禁人之恶。不杀则仁矣,不盗则廉矣,不惑则信矣,不妄则正矣,不醉则庄矣。”(《佛祖统纪》卷四十四)看到了佛教的五戒在促进民众弃恶向善、维护国家统治的重要作用。

对于佛教在维护社会安定秩序方面的作用,中国佛教高僧也积极主动地配合统治者去发挥这方面的作用。宋代禅宗云门宗高僧契嵩曾向上书仁宗皇帝,论证儒教排佛之误,说:“儒佛者,圣人之教也,其所出虽不同,而同归于治。儒者,圣人之大有为者也;佛者,圣人之大无为者也。有为者以治世,无为者以治心。”他又认为佛法在正人心,致教化方面可以作出重要贡献:“若今佛法也,上则密资天子之道德,次则与天下助教化,其次则省刑狱,又其次则与天下致福却祸。”契嵩甚至认为,如果能得到佛法之大道,就可如东汉牟子所说“居家可以事亲,宰国可以治民,独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则充乎天地”。(《镡津文集》卷八)就是说佛教即有助于提高统治者的道德修养,更能以佛教的戒律等辅助国家教化民众,安定人心。契嵩把佛教作为修身、治国的根本依据,这是处于对佛教的偏爱,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他对佛教功能的论述,从中国历史看,佛教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

宋代宰相张商英因读《维摩经》而倾心佛法,他在《护法论》)中与韩愈、欧阳修的排佛观点进行了论战,认为佛教无论在贯彻五戒、十善的戒条伦理方面,还是在宣传善恶报应等教义方面,都可以辅助国家用纲常名教教化民众,维护社会安定秩序。他说,佛教僧尼从事修行和教化,可以起到“小则迁善远非,大则悟心证圣,上助无为之化,密资难报之恩”,实现“极治之世”。元朝居士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中也努力调和儒释道三教,认为儒教端正纲常,示明人伦,道教崇尚清虚无为,佛教则舍伪归真、自利利他,各有其价值和任务,缺一不可。特别强调,佛教与儒教并不相违背,皆教人舍恶趋善,可以有助于世教,使天下坐致太平。

中国佛教在发挥五戒十善净化社会人心的道德教化功能,大乘菩萨六度四摄的慈悲济世的社会功能,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五戒是佛教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戒律,具体指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十善是五戒的扩展,具体体现在身、口、意三业中。身业有三: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口业有四:不妄语、不两舌(不挑拨离间)、不恶口(不说粗言秽语)、不绮语(不花言巧语)。意业有三:不贪欲、不瞋恚(不起愤恨之心)、不邪见(不违背佛教见解)。就十善的基本内容而言,可以说是提倡普遍的社会公德。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逐渐扎根于中华大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中,拥有众多的信众,所以中国佛教中的伦理原则,如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等,对社会有着潜移默化的教育引导作用。由于中国佛教历代高僧和在家居士大德的努力,佛教在辅助国家及儒家的道德教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客观上有利于保持社会安定秩序。从整体上说,佛教与儒家、道教能够长期和平共处,虽有争论,又能互相吸收,互相补充,从而共同为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各自发挥积极作用。

三、中国佛教的护国事迹

爱护自己的祖国、维护国家安定与世界和平是中国佛教的一个优良传统。中国佛教僧众每日早晨在佛前做功课时,都要念诵经咒,并且唱颂回向:“三塗八难俱离苦,四恩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消,风调雨顺民安乐。”这是提醒自己虽然出家修行,但仍不能忘记国家、众生的恩德,希望国家和平,人民安康。据《佛祖统记》卷47记载,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经过台州章安镇,入金鼇寺,见一老僧在佛前祷祝,都是忧时保国的话语。高宗因问:“老和尚,您刚才所念诵的是什么经典?”老僧回答:“《护国金光明忏》。”高宗因宿于寺,后每年都要施舍财物令诸僧修行此法。在中国佛教寺院中,进山门后第一个大殿是天王殿,内有四大天王,其中东方持国天王,意谓能护持国土,其职责是保护自己的国家。佛教中的所有造像,都是起表法的作用,即表达佛教的精神,以护国天王为四天王之首,表达了佛教对国家的热爱。从中国佛教僧众的日常修行及其精神,都反映了中国佛教爱国护国的善良心愿。

从中国历史上看,不少中国僧人还自发组织僧兵,抵御盗贼匪徒对国家人民声明财产的威胁。据少林寺碑文记载,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盗贼竞起,少林寺僧人精通武艺,曾有效地抵御了“匪徒”的进攻。武德四年(621),李世民当时为秦王,奉命讨王世充,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人一齐加入战斗,勇猛向前,荡平叛军。少林武僧们受到唐王朝的重赏,昙宗被封为大将军,其余不愿做官的,各赐紫罗袈裟一件。

五台山是文殊菩萨道场,古代朝五台的僧众都要经过旧路岭。明嘉靖初年,盗贼纵横,在旧路岭一地占山为王,过往僧众及老百姓被杀被抢者无数,官兵也没有办法。当时朝五台的信众,往往聚集上百人携带武器,才敢进五台。当时五台山有一出家人名,武艺高强,组织五十二位僧人,合力围剿土匪。经过浴血奋战,终于尽歼盗贼。慧定在剿匪战争中,现金刚力士身,身先士卒,受到佛教信众及当地老百姓的赞誉,被尊称为马大士、莽会首。

中国佛教的护国报恩的爱国实践还表现为,在国家民族遇到外来的侵略时,大义凛然,积极抵御外来敌人的入侵。如宋代临济宗僧人大慧宗杲(1089~1163)是一个著名的例子,他大力提倡“忠君护国”思想,反对朝中权臣秦烩妥协投降。大慧宗杲是宋代临济宗杨岐派僧人,参学于圆悟克勤,得法后克勤令他分座说法,名振京师。靖康元年(1126),丞相吕舜徒奏赐紫衣,并得“佛日大师”之赐号。绍兴七年(1137),应丞相张浚之请,住持径山能仁寺,诸方缁素云集,宗风大振。绍兴十一年,侍郎张九成至能仁寺跟随宗杲学习禅法。张九成是朝中的主战派,当时秦桧大权在握,准备与金人议和,因为宗杲论议朝政,被秦桧剥夺僧籍,流放到衡州(今湖南衡阳),后又贬迁至梅州(今广东梅州)。宗杲虽然历尽坎坷,但其爱国之心始终没有改变,他曾说:“予虽学佛者,然爱君忧国之心与忠义士大夫等。”
明嘉靖年间,日本倭寇侵扰我国东南沿海一带,很多寺院的僧人自动组成僧兵,参加到保家卫国抵御外寇的战争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寇侵犯杭州,大肆抢掠和破坏。如怀疑雷峰塔中藏有伏兵,纵火烧塔,使该塔仅剩赭色塔身。朝廷任命少林寺僧天真、天池为的大将,带领僧兵四十人前去抵御,大败倭寇。倭人逃往上海太仓,当地官兵和老百姓起而抵抗,却连打三十七仗都以失败告终。当时的军队统领蔡克廉听说杭州有一批英勇善战的僧兵,便派人去邀请助战。经过僧人鹿园的举荐,请月空带领杭州僧人十八人,又请少林寺僧天员带领另外一批僧兵四十八人,协力征剿。六月初十日,发现贼军一百多人,奋力追击,终于在翁家港一举剿灭敌军,结果僧兵伤亡四人。以月空和尚为首的三十多位少林寺和尚组成的僧兵队伍,在松江的一次战斗中,僧人们手持铁棒,击杀很多倭寇,后因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以身殉国。

不仅僧人如此,佛门居士中也不乏抗击外侮的英雄。如明朝中期的抗倭英雄戚继光和清末民族英雄林则徐都是虔诚的佛教徒。当倭寇入侵中国东南沿海,杀人放火,肆意奸淫掳掠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难以估计的损失。戚继光组织的戚家军纪律严明,英勇作战,与其他爱国军民配合作战,取得了反侵略战争的伟大胜利。他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表现出一位在家佛弟子爱国爱民的菩萨心愿。林则徐也是一名佛门弟子,虔修净土,日诵《阿弥陀经》、《金刚经》为常课。当英国向国大肆鸦片,造成白银大量外流,官兵百姓深受鸦片之害。时为湖广总督的林则徐毅然上奏,严禁鸦片,被道光皇帝委任为钦差大臣,赴广州进行禁烟。林则徐不顾列强的威胁,将英、美商人交来的鸦片约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所以,近代净土宗祖师印光法师曾说:“详观古人之大忠大孝,建大功立大业,道济当时,德被后世,浩气塞天地,精忠贯日月者,皆由学佛得力而来。”印光法师所言不无偏颇,但在一定程度上指出了在家居士的爱国之心和对于国家人民的积极贡献。

总之,中国佛教不仅在思想上有着“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理想,而且通过实际行动,实践着大乘菩萨“报恩度苦”、“忘我利他”的积极精神。佛教中所讲的菩萨杀数十强盗而救五百商人的故事,后来一直为中国佛教徒所效仿。在佛教看来,杀死恶人实际是拯救恶人,因为恶人的恶业没有造成,所以不会堕落到恶道中去。而对杀者来说,虽犯杀戒,却又是为护国爱民的菩萨心所驱使,不但不成罪业,反而种下了功德。明末高僧莲池《梵网戒疏发隐》中也说:因为恶人有罪而杀,所以杀生并没有犯恶业。中国历史上虞舜讨伐四凶,周公诛杀二逆,就是这个意思。况且在处死恶人之前必为之流涕,三覆然后才行刑,这就是即杀而成慈,虽杀非杀。既没有违背佛法的精神,也没有损伤国家的恩德,所以于国政、佛心这二者都没有妨碍。莲池大师的这一解释反映出中国佛教僧人对于佛教戒杀与报恩二者关系的理解,为佛教徒爱国报恩的实际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所以佛教虽然强调戒杀,这是出于爱护众生的慈悲心。当人民受到暴徒的肆虐残害,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时,或者国家受到外敌的入侵,挥刃杀我同胞时,出于菩萨的慈悲心,除暴安良,杀敌而救国,在佛教本身也是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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